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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治理与现代化发展国际论坛

——分议题讨论三“推进绿色减贫 共建生态文明”

2021年5月18日，以“推进全球贫困治理促进现代化发展”为主题的贫困治理与现代化发展国际论坛在云南怒江召开。分议题讨论三“推进绿色减贫共建生态文明”同日举办。

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彭斌主持分议题讨论。摩尔多瓦驻华大使杜米特鲁•贝拉基什，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雷明，美国探索频道亚太区副总裁魏克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仇焕广，卢旺达总理办公室官媒前主编、中国传媒大学访问学者天赐，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退耕办主任赵贵华等6位嘉宾分别作了发言。

分议题讨论三“推进绿色减贫共建生态文明”现场

摩尔多瓦驻华大使杜米特鲁·贝拉基什：绿色经济能够带来更多的机会

摩尔多瓦驻华大使杜米特鲁·贝拉基什在会上分享了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首次到访中国时的情景。“当时我也是来到了云南，和很多中国政府的官员进行了会谈，也参观了很多村镇和企业，并与普通人进行了对话。我记得当时仍然有很多中国人饱受疾病和饥饿的折磨。但是30年之后，我看到的云南是非常漂亮、美丽和高度现代化的。我看到中国和过去相比，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完全不一样的时代。”

他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投资国。中国在5G、铁路、工程技术、人工智能、高科技、电子商务、航空航天领域都是世界领先的国家。中国近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很多经济学者都称之为“经济奇迹”。中国对贫困问题毫不避讳，各级政府和党组织明确不解决贫困中国就没有办法跨入小康社会。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在这方面都做出了巨大努力。

他认为，在当今世界，绿色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在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注重绿色的概念和绿色的产业，为了能够推动持久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全世界各国一致认为，绿色经济能够带来更多的机会，减少污染，增加资源使用的效率等等。

“在这次来云南之前，我也做了一些研究，云南是中国实施绿色减贫项目的5个省、自治区之一，我记得这是在2006年开始的，现在仍然在这方面还在下很大的功夫。比如说在绿色企业和绿色能源方面，像提供小规模的风力发电机，资助中医药产业的发展，针对干旱的山区要种植防风林等等。”杜米特鲁·贝拉基什表示，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举措，在未来，中国将在这方面继续进行努力，来建立一个环境更加友好型的社会。

杜米特鲁·贝拉基什认为，中国坚定地支持绿色和低碳的发展理念，来减少能源的消耗，发展循环经济。摩尔多瓦共和国也希望与中国在很多绿色经济领域共享最佳实践。最后，他祝贺中国的伙伴，祝贺他们取得了如此历史性的减贫成就，这个成就不仅仅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成就。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雷明：生态减贫——实现2030年目标的有效路径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雷明从自己调研和研究的经验出发，现场围绕可持续减贫和绿色减贫主题作了《生态减贫：实现2030年目标的有效路径》的发言。雷明认为，从绿色减贫到生态减贫，应该是从被动到主动的。把生态作为减贫的一大主体，中国减贫成功或者中国减贫治理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构建了一个有效的治理体系。这个有效的治理体系，实际主要体现在多元，我们把它定义为全员，也就是全社会各个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在这个治理体系中，中国在世界减贫史上有个非常重大的创新。那就是把以往作为被保护对象的主体动员和发动起来，成为我们减贫的一个主动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生态。

雷明主要谈了几个观点：第一，为什么要开展生态扶贫？雷明表示，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路上“一个不能少”，让人类摆脱贫困和匮乏，让世界治愈创伤并得到保护。在中国减贫过程中，实际我们认为是应该创造性地提出了或者发展出了一个生态减贫的有效之路。它实际上把发展和保护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不是简单地叠加，而是变为有机的统一体，减贫过程中让生态得到保护，在保护过程中得到减贫，这是我们生态减贫的一个重要特色。

第二，中国生态减贫到底怎么做的？怎么动员？怎么发动？雷明表示，从减贫的贫困治理理论来说，解决“多维贫困”的关键路径是要靠多元扶贫，中国在减贫过程中实际是由“多元”到了“全员”。这个“全员”最主要的体现是把生态动员进来了，也就是生态在减贫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被动保护的对象主体，而是在减贫过程中，能够发挥主动性的主体。这里面实际从减贫的视角来看，也可以说在人类减贫的过程中，中国为生态也做了减贫。从中国的做法来看，2016年以来，全国共安排贫困地区，比如林草资金，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就有1500亿；把新增退耕还林任务全部安排在了贫困地区，累计安排中央财政投入资金140亿。在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中，新增选聘生态护林员、草管员110多万人，带动了300多万贫困人口增收。重点贫困地区的户均得到财产性收入达到了9000元。实际在生态保护过程中，通过公益岗位的设置和利用，使得我们贫困群体获得了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中国生态减贫的一些做法主要是创立了生态公益性岗位的提供、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易地搬迁、林下经济等经济、生态扶贫的模式。

第三，面向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实现乡村振兴，建立现代化国家，生态减贫实际已经奠定了基础。下一步怎么做，生态减贫如何有效地衔接生态乡村的振兴？雷明表示，现在全世界都在碳中和，碳中和目标实现有很多办法，当然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和渠道就是我们的乡村，如何提升乡村的碳汇资源，能为我们碳中和做出贡献，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在生态减贫的基础上，如何构建有效的生态乡村振兴，这是我们下一步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选择。中国政府在很多场合也倡导绿色振兴和生态振兴，充分发挥我们生态主体的作用，不仅是作为一个被保护的对象，同时它能够为我们减贫，为可持续发展还能发挥主动作用。

美国探索频道亚太区副总裁魏克然：发挥讲视觉故事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

美国探索频道亚太区副总裁魏克然自称是“讲故事的媒体人”。他表示，让观众对扶贫、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等话题感兴趣一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也许自从大众传媒技术诞生之初就是如此。事实上，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机会，使得我们有更多有针对性的沟通。从探索频道的角度来说，在中国的经验就是与中国的相关机构合作来分享中国的发展故事，这非常重要。

“对于我来说，我个人观察到中国尤其是过去10年内，成功将全球和国家关注的问题进入到公众的视线中很有意思，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把消除贫困斗争的故事变得那么有吸引力。”魏克然表示，在这方面中国做得特别好。从探索频道的角度来说，我们一直同中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我们发挥在讲视觉故事方面的优势，来精心制作一些具有很强吸引力的叙事，向国际观众传播中国的扶贫、乡村振兴及实现小康方面所做的举措。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我们的创意团队的创意也被推到了一个极限，因此希望能够创新出新的内容方法，在知识性和娱乐性间取得平衡，从而能够穿过杂音和嘈杂的环境，在观众心中培养他们对于这些和时代相关的关键话题之间的黏性。

魏克然现场分享了一些电视节目案例。例如新颖的电视竞技项目《我在中国的日子》，展示有针对性的扶贫，使用智能旅游和电子商务来振兴乡村的举措，邀请10名年轻的外国人在中国农村体验当地的前沿创新，用一天的时间来进行相互的竞争，最后的评委可能是当地人或者当地官员，最终只有一名外国人会赢得大奖，也就是支持他们在中国的农村选择一个创业项目。例如独特的电子游戏项目《我能改变世界》，邀请了中国的视频游戏开发工作室、宁夏腾格里沙漠的农民和当地政府以及科学家一起参加的项目。在这里他们和来自游戏界的关键意见领袖（KOL）一起竞争，创造一个原创的环境，将当地人防治沙漠化的努力做成游戏，来纪念他们几十年来的辛勤工作。利用游戏化的叙述方式，希望新一代的观众能够理解这种努力。这种概念既是一种娱乐性电视，同时也是一种游戏。最终产生的这种游戏会交给当地的农民、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来进行评价，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向外界有效的传达信息。与此同时，也给学校或者游戏的玩家提供娱乐的体验。

“就在我们发言的时候，探索频道直接通过‘Discovery+’在面向观众的流媒体频道进行直播。我们打算继续探索这种叙事的新方法，希望这种学术性的话题能够更多被观众所接受。”魏克然最后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仇焕广：要把生态保护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仇焕广长期做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实施实现了脱贫致富和生态保护双赢的政策目标，守护了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实现了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一个战场，两场战役的双赢。

“易地扶贫搬迁被称之为过去五年脱贫攻坚工程中的头号工程，或者说是标志性工程。在整个脱贫攻坚战中，分成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仇焕广表示，在这“五个一批”中易地扶贫搬迁应该说是最艰难的，当时规划搬迁1000万人口，实际上最后搬迁了960万人口，总搬迁费用加起来是1万亿人民币。所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工程。

仇焕广调查研究发现，从2016年没搬迁前，贫困人口的平均家庭工资大概是4000元左右，到2019年上涨到9000元，年均增幅30%。到2020年搬迁的960万人口易地扶贫搬迁全部完成，总共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个，建立了安置住房266万余套，完成了当时的搬迁设计。

仇焕广表示，在960万人口中，我们主要从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不具备生产和发展条件的区域搬到一些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好的区域。比如从山顶上搬到山下平原等地。在原来贫困人口没有搬迁前，他们周边的生态环境和生产的条件都比较差，所以，对贫困人口搬迁以后确实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分布和生态脆弱区高度重合，所以，在搬迁项目解决贫困人口脱贫问题的同时也将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这些人口为什么要进行搬迁？仇焕广认为，条件越差，他们越要开垦自然资源，甚至掠夺性的开发自然资源，但是这种掠夺性开发资源的方式又会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周边生活环境越来越恶化，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易地扶贫搬迁打破了这种恶性循环，使得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搬迁后，搬出地原来的宅基地就开始复垦，这样对生态建设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每个县搬迁人口数据和卫星遥感数据，通过对每个地方的森林、草地等等数据进行监测分析，仇焕广发现过去5年，贫困人口搬迁比较多的地区生态环境恢复程度要远高于没有搬迁贫困人口的地区。经过简单计算，在搬迁人口县中大概有一平方公里是增长了十几平米的森林面积，看起来不多，但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可观的。

仇焕广最后表示，生态保护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我们跟踪的只是过去五六年的情况，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几年这种生态保护的效果会逐渐显现。未来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也要把生态保护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卢旺达总理办公室官媒前主编、中国传媒大学访问学者天赐：绿色经济可以为减贫和实现社会包容做出重大贡献

卢旺达总理办公室官媒前主编、中国传媒大学访问学者天赐分享了一些他对促进绿色减贫和推动生态文明的看法。天赐表示，生态文明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将生态文明定义为一种人类社会（经济、农业、教育、生产和消费等综合系统）可以为人类和地球带来福祉的文明。生态文明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社会更加持续、公正的愿景，一个让地球上所有人都能受益的世界。这个概念在中国并不陌生。例如为了应对21世纪的挑战和发展，中国已将生态文明列为协调发展的概念框架。生态文明已于2018年写入中国宪法，它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愿景，传承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明传统。可持续发展包括环境、经济和社会三个核心维度。生态文明是对可持续发展的补充，它不但体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特色，同时把中国治理的各个方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融入进来。

天赐认为，为了实现生态文明这一愿景，我们必须要促进绿色减贫。为了实现共同的繁荣，减贫不应该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的合作。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减贫需要在政策层面优先考虑贫困人口的利益。政府必须采取整合措施，实现环境的完整性、社会包容性和经济繁荣的有机统一。绿色经济可以为减贫和实现社会包容做出重大贡献。绿色经济可以创造更好的收入机会，为减贫做出重大贡献。通过可持续的耕作方式，绿色耕种可以有效增加粮食供应、减少贫困、增加碳固存、提高水利用效率，同时把被边缘化的农民与国际供应链联系起来。

“根据我所了解的大量来自非洲和亚洲的数据，使用绿色耕作方法（例如病虫害综合治理、养分综合管理、低耕农业、农林业、水产养殖、集水、畜牧业整合、固氮作物等）可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59％至179％。研究估计，每增加10％的农业产量，非洲的贫困比率会降低7％。亚洲的贫困比率会降低5％以上。”天赐表示，为了消除贫困，除了农业措施以外，其他方面的经济措施亦不容忽视。比如我们需要对自然资产进行投资，为人民提供清洁的水源和卫生设施，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来最大限度地降低能源成本，发展让国家和当地居民共同受益的旅游业。做到这些不但能创造就业机会，还能增强社会公平性。

此外，天赐还强调要加速经济和生态转型，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为贫困人口服务，更好地应对全球变暖以及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挑战，实现可持续和公平的经济发展。我们需要向低碳、资源高效和具有社会包容性的绿色经济迈进，这些举措对当地社区和减少贫困具有明显的作用。然而，实现这种过渡，我们需要政策支持，需要加大投资，需要人们认同这些措施并且愿意为之做出行为改变。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退耕办主任赵贵华：继续念好“山字经”，唱好“林草戏”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退耕办主任赵贵华过去两年一直在怒江参与一线的脱贫攻坚，今年二月份才回到原来的单位。他是绿色减贫具体政策的执行者。

赵贵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心关注云南的生态。2020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强调：“云南生态地位十分重要，被誉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世界花园’”。同时，云南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两项任务高度叠加耦合，是同“一个战场”上的“两场攻坚战”。脱贫攻坚以来，我们坚决扛起“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光荣使命和职责，围绕生态保护治理，以生态产业推进生态扶贫，实现了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双赢”，绿色成为云南各族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最美“底色”。

赵贵华提出三点看法。一是抓好生态保护，让巍巍大山成为幸福靠山。他认为，让贫困群众参与生态保护，成为生态护林员，这是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最有效的举措之一。云南是全国生态护林员中央投入资金最多、省级配套资金投入最多的省份。中央共投入云南生态护林员资金28.21亿元，省级配套15.52亿元。全省实聘生态护林员18.3万人，人年均管护收入9000余元，带动超过78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其中怒江州选聘3万多名生态护林员，是全国数量最多的州市之一，基本实现了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全覆盖，真正做到了“一人护林、全家脱贫”。世代居住在高黎贡山中的独龙族选聘195名生态护林员，带动整族增收致富，实现了“一步跨千年”，兑现了中央绝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的庄严承诺；他们不仅成为独龙江脱贫致富的“领头雁”，还发挥了守边固防、边疆民族团结的特殊重要作用。其中的优秀代表女护林员李玉花于今年4月获得全国“最美生态护林员”的荣誉称号。

二是抓好生态治理，让云岭“增绿”群众“增收”。赵贵华表示，“十三五”以来，云南省贫困地区共完成造林2973万亩，为云南森林覆盖率增长了5个百分点。其中，安排贫困地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任务1137.21万亩，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户累计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237.4万亩，惠及37.7万户、151.6万人，补助期内户均可获得现金补助7560元。昆明东川区曾是全国著名“铜都”，因过度开采，生态脆弱，泥石流灾害严重，被称为“世界泥石流博物馆”。群众贫困程度深。为扭转被动局面，东川区共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14.59万亩，覆盖近1万贫困户3.7万多人。其中的拖布卡镇实施退耕还林2425亩，形成了“大户+基地+农户”模式，377户退耕农户每年每亩能获得土地租金150—800元，还能领取2000元退耕还林补助，农户参加承包大户务工每年获得人均劳务收入达2.9万元，家门口就能挣钱，退耕还林不仅种上了“生态林”，同时也种出了“致富林”。

三是抓好生态产业，绿色发展遍结致富之果。引导贫困地区大力发展特色林草产业。赵贵华表示，目前，云南木本油料种植面积已达5150万亩，全省人均1亩以上。88个贫困县林草产业带动194.6万贫困群众稳定增收，人均增收1720元。涌现出云南核桃、临沧坚果、鲁甸花椒、怒江草果、昭通竹笋等一批助农增收明显的地方特色林产品，成为贫困地区的“铁杆庄稼”“绿色银行”，实现树上摘金、林下植金、坡上生金、风景变金。边境地区的临沧市大力发展澳洲坚果，种植面积达262万亩，占全球的52%，产量4万吨，产值20亿元，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澳洲坚果之乡”。鲁甸县，在6年前遭受了一场严重的地震，镇中心龙头山镇光明村花椒种植面积1.3万亩，覆盖2121户8160人，实现户均增收1.1万元。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到昭通市鲁甸县视察时，给予了鲁甸花椒“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的高度评价。

“目前，全省各地正在探索建立健全生态扶贫长效机制，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有效举措，在后扶贫时期生态护林员政策应该怎样调整和变化。比如退耕还林如何提高造林标准，提高农户补贴和延长补贴年限等政策都在考虑范围内。在这方面，怒江州于2020年大力推动的生态建设巩固脱贫成果行动就走在了全省前列，并取得积极成效。”赵贵华最后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念好“山字经”，唱好“林草戏”，让生态建设为乡村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中国公共关系协会

关键词： 生态,中国,贫困,绿色,实现